飛行荷蘭人日誌

1986年4月26號，位於現今烏克蘭靠近白俄羅斯交界處的車諾比核電廠第四號反應爐，在進行既定維修安檢作業時發生爆炸，輻射大規模外洩，為歷史上等級最嚴重之核災事故，也就是至今人們所熟知的「車諾比事件」。

車諾比的輻射外洩範圍包含烏克蘭與白俄羅斯，涵蓋了4000平方公里，約莫是新北市面積的兩倍大，核電廠周遭30公里內的居民被強制撤離。車諾比自此後成為核災代名詞。把車諾比描繪成一個恐怖之城、添加怪力亂神元素於其中，固然是對在地居民的傷害，但是另一種極端說法：「核災影響很小、死傷人數很少」這種無視當地人真實處境的武斷說法，同樣也是對車諾比的二度傷害。

車諾比核災的死傷：爭論不休的數字辯論賽

根據聯合國統計，截至2005年，受曝於車諾比核災的成人與孩童，有超過6000起甲狀腺癌在白俄羅斯、俄國和烏克蘭被通報^[1]，死亡人數介於31至54人之間，預計未來將出現2000到9000名癌症病例。^[2]
[2]世界衛生組織的官方報告^[3]，至2005年中，直接死於核災的案例少於50名，2016年，世界衛生組織更新調查報告，在輻射污染嚴重地區，有超過1萬1千名甲狀腺癌患者被檢測出來，有極大機率是受核災所致，但調查團隊也強調，要建立長時間的癌症因果關聯很困難，因為這些人的罹癌風險也隨著年齡增高。
 

各方調查報告：莫衷一是的受害人數

世界衛生組織與聯合國所調查之數據被大量引用的同時，也引起了各界強烈質疑與不同詮釋。2010年，來自莫斯科環境政策中心與白俄羅斯明斯克輻射安全研究所的三位學者，在其著作《車諾比災變對人與環境的影響》指出，至2005年，有11萬2千至12萬5千名在核災第一線的工作者死亡；1986年至2004年間，全球有98.5萬人死於車諾比核災。^[4]

專攻蘇聯與核能科技發展史的麻省理工學院教授Kate Brown，在其今年發表的新書中，推估車諾比核災死亡人數應介於3萬5千人到15萬人之間^[5]。紐約科學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在2011年發布調查，在最糟情境估算下，高達100萬人死於車諾比核災^[6]。現於東芬蘭大學（University of Eastern Finland）進行研究的世界衛生組織前任輻射顧問Keith Baverstock，相信車諾比的死傷人數應屆於於3萬到6萬人之間^[7]。

2005年，綠色和平報告顯示有20萬人死於車諾比核災，並將有9萬3千名致死癌症案例將會發生^[8]。2016年時，綠色和平出版車諾比三十周年報告，顯示當地至今仍有 1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無法從事經濟活動。調查團隊在核災發生地50到200公里不等的村莊採集樣本，從奶類、牛隻甘草、穀物、蘑菇、木材與魚類等樣本中，大量發現輻射超標現象。^[9]

烏克蘭最大的車諾比醫學研究中心Nadiya Gudz醫師表示，約45萬名在核災時尚未出生的核災受害者第二代，出現包含呼吸道、消化系統、骨骼、眼睛、血液等疾病，與癌症、先天營養不良、基因異常等現象。^[10]

位於烏克蘭基輔（Kiev）負責籌錢治療核災受害兒童的非營利機構車諾比孩童（Children of Chernobyl）執行長Liudmyla Zakrevska表示：「我們不斷試著跟有關當局強調，情況一點也沒有改善」。Zakrevska指出，高達成千上萬的車諾比孩童有嚴重的免疫系統受損問題^[11]。車諾比核災潛藏在當地人的後代生命中，因核災而起的疾病，成為當地人的「共同記憶」。

為什麼在死亡與罹癌的數據上如此莫衷一是？從各方報告中可以整理出兩項原因：第一，事發當時正處政治經濟動盪期，且罹癌原因眾多，要建立癌症與核災因果關係，在研究操作上異常困難；第二，車諾比核災資料在當局刻意隱瞞下並不完整，使得後代研究者難以取得完整數據。
 

車諾比的艱難一：輻射風險控管困難

來自曼徹斯特大學職業與環境健康中心的Richard Wakeford教授表示，當時正值蘇聯政體瓦解期，要在一個社經體制混亂的時期，判斷罹癌是否因核災此單一現象而造成，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12]。

同時，車諾比核災事發至今，整個歐洲的癌症比率都在上升，引發的原因和人們平均壽命增加、飲食習慣改變、曬日光浴都有關^[13]，要從中確立單一事件的影響範圍，在研究上極為困難。也因此，許多學者認為在研究限制下，核工業集團與政府很容易藉此撇清核災的責任，躲避掉該承擔的法律訴訟和賠償^[14]。

長期處於低輻射劑量，對人體造成的實際影響，在科學上也存有許多爭議。進行車諾比核災研究的英國輻射生物學家Ian Fairlie強調，主張低劑量輻射沒有危害的學者，也始終無法否認，大多數癌症有長時間潛伏期，會在受曝數十年後才發病，這正是輻射風險控管的艱難^[15]。

國際輻射污染研究權威Timothy Mousseau同樣指出，輻射對生物的影響、罹癌機率與致死率，雖然會因不同物種而有差異，但較少劑量有較少影響、較多劑量有較大影響，不能斷言在特定劑量以下，就能夠完全免於影響^[16]。

且國際市場也使得輻射污染更難被監測與管理。2015年，烏克蘭出口一萬九千噸漿果至歐洲市場，輻射區的漿果以較便宜的價格賣出，並與其他地區的漿果混合，來達到市場要求的輻射標準^[17]。因此，在多少劑量的輻射值下，才可以稱為「安全」，絕非某個科學數值能夠一分為二，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下，需要更完整的公眾溝通與資訊揭露，才能做出符合特定脈絡的考量與判斷。

車諾比的艱難二：政府撒謊 核災數據被美化

就如同最終沈船的鐵達尼號一樣，車諾比核電廠也曾被視為能讓蘇聯核能工程技術享譽全球的明日之星^[18]，這也使得意外發生時，政府官僚刻意隱瞞不利的證據，因此核災實際影響可能比帳面上來得大。麻省理工學院教授Kate Brown說明，蘇聯高階官員在呈現資料給上級時，會對數據進行加工：「所有人都在美化數據，讓呈現給莫斯科當局的報告看起來不會太糟」^[19]。

不少當地科學家都意識到政府正在撒謊，基輔物理學家Natalia Lozytska透過檢測輻射外洩，發現這場意外比國家宣布的更加嚴重，她在檢測過程中檢驗出高劑量的銫-137和其他同位素。1988年，Lozytska偽裝成清潔工溜進了車諾比核災國際會議，當她正準備要把報告交給一名與會的國外醫生時，被蘇聯KGB特務阻止。蘇聯會用此方式禁止資料外流並控管言論並不令人驚訝，但是如WHO這樣的國際組織，竟然沒有辦法調查到像如此的缺失與弊端，實為這些單位的失責^[20]。

在白俄羅斯，「車諾比」已成為禁忌之詞

三十三年後，車諾比在白俄羅斯，仍然是一個禁忌敏感的詞彙。在車諾比核災發生當下，70%的輻射塵飄落至白俄羅斯，嚴重影響當地四分之一國土面積與至少7百萬人民。聯合國指出，車諾比核災對白俄羅斯所造成毀滅性影響的規模之大，難以評估^[21]。

但是白俄羅斯當局至今仍未公布具體死亡人數，官方高壓控管媒體自由，也對試圖調查真相的研究者進行政治迫害。現年62歲的科學家Yury Bandazhevsky曾在當地建立了第一個研究車諾比核災的機構，卻因批評當局核災政策遭到逮捕，後於法國取得公民權^[22]。他在2016年時曾表示：「車諾比核災真正的問題是，它尚未結束，而是才正要開始。」

同樣的迫害也發生在其他調查者身上，2016年，記者Yuras Karamanu來到白俄羅斯南方，保留了當地農人給他試飲的牛奶，拿去官方衛生與流行病學中心化驗，結果顯示其輻射值比安全值高出十倍，這名記者反而因揭露這件新聞而被當局控告^[23]。

俄國資深記者Gubarevic解釋，這些調查與官方正在追求核能、新建白俄羅斯核電廠（BelNPP）的政策相違背，因而遭到打壓^[24]。撰寫「車諾比的悲鳴」的白俄羅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Svetlana Alexievich，強烈指責政府在核災過後仍繼續追求核能的政策是一種「犯罪」^[25]。

核災過後成為野生動物的天堂，是真的還假的？

近期有些人宣稱車諾比已經成為野生動物的天堂，在沒有人為干擾下，自然界已經從這場災難復原。但真相並沒有如此樂觀。南卡羅來納大學生物科學教授Timothy Mousseau，為國際上研究核災對野生動植物影響的權威學者，他與同事Anders Møller從2000年起就在車諾比進行調查，其研究顯示，這裡沒有蜘蛛、只有很少量的蜜蜂和果蠅。^[26]

在輻射高汙染地區，突變物種非常普遍，他們也蒐集到許多突變花粉、樹木，有非常充分的證據證實變異植物與核災有十分顯著的關聯^[27]。雖然自然界長期來說確實有自我恢復、回歸平衡的能力，但是就目前而言，在地物種確實因為核災產生了大量且顯著的突變現象。

車諾比核災最終章，仍有漫漫長路

車諾比的現況，絕非可以拿一支筆在某個時間點標上「已復原」的分界，核災擴散風險至今仍尚未完結。2015年，因極端氣候而發生在靠近烏克蘭邊界的森林大火，造成輻射重新擴散，使得白俄羅斯輻射值比平均再高出50倍。這場核災後續的輻射測量、風險管理，都是長達數十年甚至百年的工程，持續考驗著政府與核工業集團的能力。

有人說，隨著科技的進步，不會再發生同樣的事件。這點在英國記者Adam Higginbotham於2019年出版的新書《Midnight in Chernobyl》提及值得深思的現象：1986年車諾比核災發生時，當局無力掌控局勢，許多決策判斷只能依靠猜測，這樣的現象，竟詭異地和2011年福島核災日本當局的處理機制雷同^[28]。在兩起事件中，核工業體系與政府背後潛藏的共同意識形態即是：「我們不能責怪科學菁英做了不好的設計，畢竟這是我們以引為傲的技術，所以要把事故稱為『人為疏失』，把責任怪到操作者身上」^[29]。

如果說人類應當從車諾比核災中得到何等教訓，即是認知到科技有其極限，即便是到今日，人類的技術與制度尚無力可控管此等程度的嚴重災害。在史上最嚴重的核災過去三十三年後，在地人仍與輻射污染共同生活。這場災難，離寫下終章，還有漫漫長路要克服。

4月27日是今年台灣的廢核遊行，仍在使用核能這項科技的我們，是否能為這項選擇負責？這個問題仍如三十三年前的核災輻射一般從未消散，成為持續縈繞於當代社會的艱難課題，等待著台灣做出選擇。